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高畴新雨足，布谷唤春耕。”早春三月，农事渐起。亿万农民群众开始新一年的耕耘，广袤的田野蕴藏着勃勃生机，孕育着无限希望。与田间同样热闹的是，村民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讨论到一些新词：积分制、清单制、红黑榜、道德超市、网格化管理……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2022年3月6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乡村振兴不能只盯着经济发展，还必须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视农民思想道德教育，重视法治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家教家风作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党的十九大以来，一系列顶层设计和部署，为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创新乡村治理体系，一幅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深抓基层党建 厚植治理“根系”

  伍瑞芳是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卧龙村的驻村干部。近两年来，他深刻地感受到卧龙村的变化。“我在卧龙村当驻村干部，腰杆挺得直。”他喜滋滋地说。两年前，伍瑞芳在担任其他村的驻村干部时，偶然经过卧龙村。“一进村，我看到的村内环境是‘脏乱差’，和村里人一聊天，能感觉到村干部和村民有距离，拧不成一股劲。”伍瑞芳提起从前直摇头。

  2020年底，卧龙村为改变现状推行党群议事创新实践，通过群众会议选出党群议事小组。党群议事小组以村民为主体，职责是讨论和规划组里的发展，上报给村“两委”审核，组里的事由组里的群众说了算。

  伍瑞芳掰着手指说起现在的变化——村里清运垃圾200吨，整治畜禽粪污直排31户，在党群议事小组的带动下，乱摆酒席的现象得以遏制，有调解矛盾的组织，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也得到改善，群众干劲足，村干部的精气神也提升了。

  卧龙村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践是众多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之一。放眼全国，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实践层出叠现。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累计向2118个村（社区）选派6110名驻村干部，并将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包村干部整合组建为驻村“尖刀班”；江苏省昆山市创新打造“海棠花红”党建服务品牌、小微权力清单、民主议事机制、美丽庭院行动、村务公开数字平台，推动乡村治理从“大管家”到“大家管”；山西省晋中市通过抓乡镇干部、综合执法等队伍建设，解决乡村“无人治”“无序治”等问题……

  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更要靠好的基层党组织。5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进一步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兼任村委会主任比例达到95.6%。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

  建和美乡村 “三治”结合促基层善治

  2月底，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已进入春小麦播种高峰期。62岁的村调解员许常文刚刚结束了一起调解工作，回到家开始忙地里的农活。高台县宣化镇综治中心主任王高卿介绍，宣化镇村一级调解员总共有112名，都是普通农民群众，许常文就是其中一员。

  “调解员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需要调解的案子，就来调解中心工作。调解员和当事人都是街里街坊，说得上话。”王高卿表示，村里的矛盾大多数集中在家务事上，最多的是邻里纠纷，还有夫妻矛盾、劳动纠纷等。

  村调解员调处纠纷是高台县推行“四级七天”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中的一项。王高卿解释说，“四级七天”机制是指由村民中海选出的村调解员首次调解，若不成功，案件将会逐级上报，由村调解委员会、镇司法所、镇综治中心依次介入调解，确保大部分基层矛盾在七天之内得到有效化解。

  高台县基层矛盾调处机制创新实践是近年来特色法治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的发布，进一步细化相关要求，夯实制度基础。中央有关部门和各地围绕基层党组织建设、村民自治、法治乡村、文明乡风等方面，出台大量政策措施，乡村治理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乡村治理、乡风文明等工作，抓的是软件，务的是实功，要想取得明显成效，必须“虚事”实做、软件硬抓，让这些工作看得见摸得着，农民有切身感受。通过各地创新实践，各种务实管用的乡村治理方式由“点上生根”变成“面上开花”——积分制推动村规民约从“软倡导”变为“硬约束”；清单制推动解决基层组织规范运行的问题，让村级小微权力、村级承担事务、基层管理服务事项等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一村一法律顾问”“一村一（辅）警”等创新性的工作机制，“村民说事”“网格化治理”“吹哨报到”等接地气的工作方式，都在不断探索着破解乡村治理难点堵点的过程中，促进乡村善治提质增效的可靠路径。

  自治，激发动能；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风化雨。5年来，经过基层不断创新，党建引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完善。

  立村规民约 育乡风传家风树民风

  “我签订了红白事示范承诺书就应该执行，再说也确实没有必要图虚荣、讲排场，累了亲朋、伤了自己。”回想到一年前的婚礼，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抄乐镇干溪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李梅脸上满是笑容，婚礼只邀请至亲好友，迎亲车辆不到10辆，这场简单又不失温情的婚礼至今为乡亲们称道，带动了村里移风易俗工作的顺利开展。

  “车不过十、礼不过百”，白事“一碗菜”……这几年，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正在发生改变，农村地区红白事不再讲排场、比阔气，人情味不再是人情债。

  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要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革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反对迷信活动，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中央一号文件也连续多年提出相应要求。

  下实招、出重拳，才能够狠刹歪风邪气。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全国已有43.9万个行政村完成村规民约制修订，普遍充实了移风易俗相关内容和约束性措施，明确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条线，告诉农民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大力推广文明积分、道德超市、红黑榜等做法，督促农村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践行移风易俗，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组织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弘扬新风正气的良好氛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建设，注重以家风传承育人兴家。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使其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

  “从1978年到2022年，村子里一共培养了15个博士生、42个硕士生，以及600多个本科生，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杰对这些数据如数家珍。在朱杰看来，这些成绩离不开“耕读传家、重教兴学”的本土特色文化。村里老人告诉记者，吕官屯村半耕半读由来已久，可以说耕读文化是他们的根。因此，如今吕官屯村党支部将耕读文化嵌入乡村治理，充分发挥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作用。

  乡村建设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各地通过创新实践，帮助越来越多农民群众改了旧习惯、提了精气神。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海之滨到西北高原，砥砺奋进中，推动各地乡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气加快形成，让乡村善治新图景愈加清晰。